china:專家:口罩銷售的哄抬物價認定標準應適度放寬

  • 時間:
  • 瀏覽:19
  • 來源:廣州久紳
原標題:專家:口罩銷售的哄抬物價認定標準應適度放寬 china

在防疫用品供應高度緊張的形勢下,市場監管部門對于作為市場調節價的防疫用品價格調節范圍可以適當放寬和上浮,對哄抬價格違法行為的認定標準可以適度調整,以便更好地提升市場經營主體采購和銷售防疫用品的積極性,從而有效緩解目前防疫用品的供求矛盾。

(本文作者劉鵬為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國發院研究員)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讓口罩瞬間一罩難求。巨大的需求量,也讓口罩的市場價格出現亂象,一些不法商販趁機囤積居奇,哄抬物價,引起了社會公眾的關注和不滿。為了回應社會公眾的關切,2月1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發布了《關于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間查處哄抬價格違法行為的指導意見》(國市監競爭【2020】21號,以下簡稱《指導意見》),對疫情防控期間的哄抬價格違法行為及其相關處罰進行了規范。各地采取了雷厲風行的價格執法行動,體現了政府對于維護疫情期間正常市場價格秩序、確保社會公眾能夠及時防護的決心和魄力,但同時也出現了一些類似湖北洪湖市場監管部門將銷售1元口罩的行為視為哄抬物價行為的爭議性案件,監管部門的執法尺度只是此案的表面現象,核心的問題是對于哄抬價格行為的認定標準。這些爭論本質上反映出了在疫情期間,社會公眾對于口罩供給及其哄抬價格行為的高度關注。

在社會主義市場體制下,我國的價格體系分為政府定價、政府指導價和市場調節價三種類型,其中市場調節價比重已經上升至97%,包括口罩在內的防疫用品都屬于市場調節價范疇。有人認為,既然是市場調節價,就應該完全由市場來定價,政府不應過多干預,也有人強調,在疫情非常時期,包括口罩在內的防疫用品已經不是一般的普通商品,即便是市場調節價,商家也不能漫天要價。

本人原則上同意第二種看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對于市場調節價仍然具有一定的監管職能,但是同時也主張,在防疫用品供應高度緊張的形勢下,市場監管部門對于作為市場調節價的防疫用品價格調節范圍可以適當放寬和上浮,對哄抬價格違法行為的認定標準可以適度調整,以便更好地提升市場經營主體采購和銷售防疫用品的積極性,從而有效緩解目前防疫用品的供求矛盾,讓更多的社會群眾能夠通過正規市場渠道購買到口罩,主要理由有以下四點:

第一,現階段各地監管部門的認定標準較為混亂,且總體水平偏低。各個省現在的認定標準,都是基于市場監管總局的《指導意見》,該意見規定“經營者銷售同品種商品,超過1月19日前(含當日,下同)最后一次實際交易的進銷差價率的”、“疫情發生前未實際銷售,或者1月19日前實際交易情況無法查證的,經營者在購進成本基礎上大幅提高價格對外銷售,經市場監管部門告誡,仍不立即改正的”都屬于哄抬價格違法行為,但各個省對這里的“大幅度提高”的理解標準存在一定差異,例如湖北、青海、海南的標準為購銷差價額超過15%,浙江為20%,吉林為25%,河北、黑龍江為30%,山東省、貴州省則為35%,廣西柳州為50%。唯一不同的是上海,規定“不得超過二倍基準價格”,但對于基準價的理解為最低交易價,即最高幅度為100%,其它一些省份則并未作出明確規定,比較混亂,大部分的總體水平在15-35%之間,跟現在二級市場上的實際價格相比,處于偏低水平。同時,湖北省市場監督管理局也承認15%的購銷差價額依據是基于十三年前的國家發改委等部門出臺的《關于進一步整頓藥品和醫療服務市場價格秩序的意見》(發改價格【2006】912號),顯然這個標準已經顯得相對滯后。

第二,現階段各地的認定標準總體上偏低,導致市場經營主體沒有積極性進貨和銷售。根據筆者對有限但具有代表性的幾家藥店的調查發現,由于春假假期前后出現疫情,生產廠家需要加班加點來生產供應,包括勞動力、原材料以及儲備運輸等方面的成本都明顯上漲,導致產品進價就比1月19日前高出不少。例如,從銷售商來說,春節前原來口罩進貨4元,賣5元,是25%的利潤,而現在進貨需要6元,賣7.5塊元,也是25%的利潤,藥店覺得自己并沒多賺錢,也并沒有借此機會發國難財,但監管部門認為7.5元相對于春節之前的4元進貨價相比,已經是接近100%的利潤率,明顯屬于哄抬物價行為。 以上面藥店為例,如果按照春節前15%-35%的購銷差價率來計算,按4元的進貨價相比,藥店的銷售價格不能超過4.6-5.4元,最高限價在5.4元,而這已經低于現在6元的進價,如果藥店繼續按照現有認定標準售賣口罩,不但沒有利潤,反而會虧本,同時一些企業愿意出相對高一些的價格購買,而且購買量比較大,因此導致一些藥店即便有貨也不賣給普通消費者,而寧可賣給需求量大的企業客戶。

第三,偏低的認定標準,也導致市場監管部門執法存在阻力和資源浪費現象。基層市場監管部門是價格監管執法的主體,在很多地方,執法人員也反映在當前的形勢下,目前的哄抬物價認定標準偏低,導致消費者投訴很多,執法人員忙于應付投訴,每一個投訴電話都要去落實跟進和現場執法,導致有限的執法資源被過度濫用,執法成本也大大增加,而無暇去處理其它跟疫情相關的執法事務。同時,一些藥店經營者對執法行為結果表示難以接受,要提出行政復議,消費者也表示很不理解,認為處罰之后更沒有口罩可買,更有激進的人甚至暴力抗法,這些也讓基層監管執法人員感到無奈和困惑。

第四,偏低的認定標準,催生了價格更高的二級市場,反而明顯增加了公眾購買的花費成本。根據筆者的調研發現,由于藥店售賣防護用品的利潤過低甚至虧本,而一旦被處罰,他們就干脆有貨也不賣,而更愿意通過私下渠道將剩余的存貨買給一些愿意出高價的人,而這些人拿到產品之后則通過其他的一些監管相對更為薄弱的非正式渠道(例如微商),以更高的價格進行二次銷售,導致公眾只能通過更高的價格在二級市場上購買,從最后的效果來看,公眾的購買成本不但沒有降低反而增加了。

基于以上四點明顯的理由,本人建議在繼續加大口罩生產力度的同時,國家相關部門能夠適度調整疫情期間口罩哄抬價格違法行為的認定標準,以便能夠更好地激發市場主體的積極性,保障更多的社會公眾能夠以合理的價格購買到相關口罩,具體建議如下:

第一,建議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能夠下發文件,給予各省制定標準一些技術指導和要求。雖然市場監管總局提出了原則性的要求,但對哄抬物價行為的認定標準主要還是由省級監管部門來確定,而目前看各省界定的標準確定相對比較隨意,或者存在簡單向湖北標準看齊的傾向。建議總局能夠在后續文件中能夠引導省級監管部門將認定標準跟當地的防疫形勢、市場需求、生產量和庫存量以及當地居民的消費水平來綜合確定,并可以進行動態調整,防止對標準的制定過于簡化和靜態。

第二,在現有的基礎上,由于口罩的成本和進價在春節后比春節前明顯上漲,在現有購銷差價額標準的基礎上適度提高,即由原來的15-35%提高至50-80%。在筆者有限的調研中,大部分藥店經營者認為在防疫用品供求矛盾特別突出的形勢下,不宜一刀切劃分時間計算節點,且購銷差價額在進價的50-80%的空間更為合理,因為這樣的浮動空間可以讓大部分藥店經營者在保本的基礎上有少量的利潤空間,而不至于出現越賣越虧的尷尬境地,從而可以發揮價格調節的杠桿作用,讓他們更有積極性向普通消費者售賣有限的存貨。

第三,即便短期內無法調整標準,也建議市場監管總局向各地監管部門強調,在執法過程中,要將基于成本上漲等原因的合理漲價跟發國難財的不法行為區分開來,對于合理漲價行為,即便暫時不符合國家政策,也需要謹慎執法。在該標準沒有調整之前,如果藥品經營者能夠提供正式的票據,證明其現有的進價標準明顯高于限定日期之前水平的,可以建議監管執法隊員對其進行告誡和提醒,不要急于進行處罰,最好是能夠免予處罰,這樣既不會對其它的經營主體產生不當的連鎖影響,也可以保持藥店向社會公眾銷售口罩的積極性,從而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為最終戰勝疫情奠定基礎。

nba常规赛 贵州快3走势图软件 哈尔滨微乐麻将下载 新快三哪里投注 上海十一选五360走势图 广东36选7好彩1开奖 拉伯配资 内蒙古11选5前3走势图 排列五走势图大星彩票 股票期权 新快3新快3开奖结果直播 吉林十一选五全部图 体彩6十1中奖对照表 广东推倒胡麻将技巧 沈阳麻将群微信群5毛 老快3开奖信息 重庆时时开彩结果3d